斯书纯属游戏之作，断断续续写了将近2年。先前，看过一些相似的题材，或因利益裙带，使济公研究沾染不少功利色彩，这不仅伤害了学术的严谨性，也局限了研究者的视野。所幸斯作不冀俗事，因此略显客观。读者姑妄读之，姑妄笑之。
霜红庵 丁亥之春
写于 听云轩
第一章 济公的来龙去脉
流传广泛，内容丰富的“济公和尚”，同中国古代许多传奇人物一样，是史籍材料与民间创作相融的结果，是历史上确有其人与民众理想化身的结合。从目前所发现的材料考析，其产生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誌公”时期，“道济”时期，“济公”时期，前后约1500年。
第一节 “誌公”时期
梁朝名僧慧皎《高僧传》，记载后汉至梁初天监十八年之间佛教历史人物二百五十七人，又旁生附见者二百余，其中较详尽地记叙了一位生活在宋齐梁三朝时的和尚“保誌”，这是有关“济公”源流的较早传记，从中可以发现“保誌”与“济公”的关系线索：
释保誌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京师道林寺，师事沙门僧俭为和尚修习禅业。至宋太始初。忽如僻异居止无定。饮食无时。发长数寸。常跣行街巷执一锡杖。杖头挂剪刀及镜。或挂一两匹帛。齐建元中稍见异迹。数日不食亦无饥容。与人言语始若难晓。后皆效验。时或赋诗。言如谶记。京土士庶皆共事之。
接下去，有千余字的事迹详述：齐武帝谓其惑众，把他收入健康监狱，但是保誌能分身三处，齐武帝无可奈何；保誌盛冬袒行，沙门宝亮欲遗衲衣，未及发言，保誌已引衲衣而去；向人索食生鱼脍，饱餐去后，其人见盆中鱼游如故；又于地下见已故高帝；为胡谐预言后事；为殷齐之设法避难；预言桑偃谋反被诛；预测梁鄱阳王萧恢出荆州刺史；梁天监五年，施法降雪下雨，解除冬旱；与梁武帝谈除惑静心修心之事，论及十二识；论风之有无；现真形，光相如菩萨像；天监十三年冬告知众人：“菩萨将去。”无疾而终，尸骸香软，形貌熙悦；临亡以烛示嘱；
“因厚加殡送。葬于钟山独龙之阜。仍于墓所立开善精舍。敕陆倕制铭辞于冢内。王筠勒碑文于寺门。传其遗像处处存焉。”“计誌亡时。应年九十七矣。”
观慧皎此传（以下简称皎传），可以肯定“保志”确有其人，这不仅因为慧皎与保志几乎同时，而且《高僧传》一书并非虚构，保志传中的“陆倕制铭辞于冢内”的《志法师墓志铭并序》尚存，兹录其序如：
法师自说姓朱，名保志，其生缘桑梓，莫能知之，齐故特进吴人张绪，兴皇寺僧释法义，并见法师於宋太始初，出入锺山，往来都邑，年可五六十岁，未知其异也，齐宋之交，稍显灵迹，被发徒跣，负杖挟镜，或徵索酒肴，或数日不食，豫言未兆，悬识他心，一时之中，分身数处，天监十三年，即化於华林园之佛堂，先是忽移寺之金刚像，出置户外，语僧众云，菩萨当去，尔後旬日，无疾而殒，沉舟之痛，有切皇心，殡葬资须，事丰供厚，望方坟而陨涕，瞻白帐而拊心，爰诏有司，式刊景行。
皎传与陆倕（以下简称陆文）有相同内容，陆文在前，当是皎传之本，皎传依据陆文和别的记载加以丰富，并出现了神异化的倾向。至“保”与“宝”，二字同音，皆为“博抱切”，而且“保”可假借为“宝”，《史记·周本纪》有“九鼎保玉”。陆文与皎传中都有非凡传说之事，皎传更多，更特传神，这大概是为佛教人士制铭写传所致，神化异化其人其事不足为怪，如同唐时对唐三藏取经之事的神异化一样。以后济公故事的发展丰富，便是*这神异化的想象来完成的。应该肯定，宝（保）志正是后来的济公的原型，因为从人物形象和内容来看，以下四个条件可以证明这一点：
其一，陆文和皎传中宝（保）志的形象特征“被发徒跣”，“发长数寸”正是后来济公的基本外貌特征。
其二，陆文和皎传中宝（保）志的特征言行“数日不食”、“微索酒食”、“预言未兆”、“悬识他心”、“时或赋诗，言如谶记“等神奇道行正是后来的济公故事反复表现的主要情节。
其三，陆文和皎传之后，宝（保）志的异迹开始出现在正史和其他文字材料中（见下文所叙），影响传开，为相应的民间创作和通俗文学作品的形成奠定基础。
其四，宝（保）志成为一种典型被僧众同志模仿，也被俗众用来类比。这既是齐梁以后，历代都出现类似怪异僧人的重要原因，也是济公故事得以不断丰满的主要原因。
北魏末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载：“沙门宝公者，不知何处人也。形貌丑陋，心志通达。过去未来，预睹三世。发言如记做，不可解，事过之后始验其实。”又记叙了这位宝公预言胡太后将被害之事和洛人赵法和父丧之事以及初造十二辰歌验其言。从所记宝公形貌言行及活动时间来看，宝公即是宝(保)誌。《洛阳伽蓝记》记载的是洛阳地区佛教寺庙及其僧徒之事迹，其中也记述了当地民众的生活及社会经济、文化状况。此可证明，宝(保) 誌的活动并不止于南朝，已是云游天下，名闻中原了。
唐初李延寿撰《南史》，其中《隐逸传》载有“沙门释宝誌者”，传文内容基本上与皎传相同，取了皎传中的外貌、执杖挂镜、微索酒肴、预言未兆、识他心智、分身数处和天监十三年无疾而终诸般事迹。又新增“重著三布帽”，预言武帝崩、文惠太子和豫章文献王相继薨，增预言蔡仲熊官至尚书左丞及郁林见害；增梁武帝问年祚远近。在这段记载中，有二事值得注意：一是“高丽闻之，遣使赍绵帽供养”，一是“俗呼为誌公”。前者可见宝誌名传高丽，影响更大了；后者可见宝誌事迹流传民间，《南史》中新增诸事估计已有民间传说的内容。更需重视的是“誌公”这一俗呼与后来“济公”的语音联系。“誌”在中古为‘“职吏切”，“济”为.“子计切”；“誌”为“照”组“志”韵三等字，“济”为“情”组“霁”韵四等；中古“情”“照”二组皆为齿音，“志”“霁”二韵相近，故“誌”与“济”读音区别不明显。[1]有些方言如悔县、广州、潮州、建瓯至今还保留昔此二字读音完全相同或相似难分的现象[2]。因此，“誌公”.庄后来转变成更有意义的“济公”，在语音.上是有充分的条件的。
唐初姚思廉的《梁书·何敬容传》载天监年间宝誌遇敬容预言福贵祸败皆应效验之事。魏征等人所撰〈隋书·五行志上》记叙梁天监三年六月八日和十年四月八日两次用诗预言侯景(小字“狗子”)之乱及其败毁之事，后皆效验。这两首诗分别是：
乐哉三十余，悲哉五十里。
但看八十三，子此妖灾起。
佞臣作欺妄，贼臣灭君子。
若不信吾语，龙时侯贼起。
且至马中间，衔悲不见喜。
兀尾狗子始著狂，欲死不死啮人伤，须臾之间自灭亡。
患在汝阴死三湘，横尸一旦无人藏。
到北宋，名僧赞宁撰《宋高僧传》，记载唐初至当时的高僧，又补充南北朝和隋前传文遗留者，搜集广博，计正传五百三十一人，附见一百二十六人。在这部重要的佛教著作中，誌公已成为一种典型得以颂扬和类比，不少道行高妙的神异和尚彼写成是“若誌公”、“宝誌之流者”，对未来济公形象的塑造具有重要意又。如《唐新罗国黄龙寺元晓传》：
释元晓，姓薛，.东海湘州人也。……尝与湘法师入唐。慕奘三藏慈恩之门，厥缘既差，息心游往。无何，发言狂悖，示迹乖疏，同居士入酒肆倡家，若志公持金刀铁锡，或制疏以讲杂华，或抚琴以乐祠宇，或闾阎寓宿，或山水坐禅，任意随机，都无定检。
元晓的举止言语象誌公，是有意模仿还是无意相像，不得而知，但撰者以为如此。这种类比很容易影响民间传说和通俗文学的创作。此前的材料不曾有誌公入倡家的记载，也许誌公从不入倡家，但由于元晓之辈已被看作“誌公”一类，以后有关“济公入倡家而不乱怀”故事也许由此滥筋。同样，《唐虢州阌乡万回传》中的万回被时人称之为“宝誌之流”，妇孺皆知，他“不言寒暑，见贫*不加其慢，富贵不足其恭，东西狂走，终日不息，或笑或哭，略无定容，口角恒滴涎沫”；万里传书，一日来回；预知不祥除灾灭祸。这些描叙在济公故事中都可以发见。又如《唐西域安静传》所附除果师“混物韬光，人罕详测。或入三昧，不失律仪。或示狂痴，语事多中”。《唐虢州阌乡阿足师传》所载阿足师“形质痴浊，精神瞢然，时有所言，靡不先觉”，为陕州富家张臻除去宿世缘业。此二人都被称为“誌公之伦类”、“宝誌之流”，他们的事迹都可以在济公故事中再次看见。
至此，由齐梁到北宋约六百年，可称为济公故事的发端，即“誌公”时期。人物外貌基本定型，故事内容则尚属于素材，可分两类：一类是“誌公”之事迹，能分身而现，能预言未兆，能洞察对方，能呼雪唤雨，赋诗如谶记，本是菩萨出身，好索食酒肴等；另一类是“誌公之流”之事迹，能日行万里，能预测祸福并消灾除祸，入酒肆倡家等。
这些事迹性质是佛教僧徒的神异道行。事迹的保存与传播方式有三种：
一是史籍、铭文所载，
二是佛教典籍所记，
三是民间口头所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