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国化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教义理论的中国化；二是艺术形态的中国化。教义理论的中国化，出现了第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天台宗；艺术形态的中国化，使天台山脉的寒山、拾得、契此、济公“四大颠僧”，步入了庄严的中国佛教艺术殿堂。而“四大颠僧”影响之最者，当首推“布袋和尚”契此和“天台活佛”济公。凡汉传佛教寺院必有“布袋和尚”塑像，而文学领域中的“济公活佛”更是“独领风骚”。
“布袋和尚”事见《宋高僧传·契此传》，而“济公活佛”生平则见于《北 集·湖隐方圆叟舍得铭》（下简称“济公舍利铭”），全文仅460余字。“济公活佛”能名满宇内，实滥觞于斯。感于乡情，笔者为撰此文，于今年4月29日专程赴杭州，寻访灵隐、净慈、虎跑等地的“老乡遗迹”，并查阅了不少史料，试从其李氏家世、生平交谊、海内外流播等侧面进行考析，以走近与解读历史的济公。
一、李氏家世考
关于济公家世，其舍利铭中仅“叟，天台临海李都尉文和之远孙”一句，且语焉不详。笔者从《欧阳修全集》卷三十三中查到一篇《镇潼军节度观察留后李公墓志铭》，系研究济公家世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其文如下：
镇潼军节度观察留后李公墓志铭
嘉祐五年八月某日，镇潼军节度观察留后、知澶军州事陇西李公得暴疾，薨于州之正寝。其以疾闻也，上方宴禁中，为止乐，命中贵人驰国医往视，未及行而以薨闻。诏辍视朝一日，赐其家黄金三百两，赠公感德军节度使，已而又赠兼侍中。太常谥曰某。即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开封府开封县褒亲乡先茔之次。
公讳端懿，字元伯，开封人也。右千牛卫将军、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陇西元靖王讳崇矩之曾孙，连州刺史、赠太师讳继昌之孙，镇国军节度使、驸马都尉、赠尚书令兼中书令、谥和文公讳遵勖之子。母曰齐国献穆大长公主，太宗之女，真宗之妹，今天子之姑。属亲而尊，礼秩崇显，其淑德美问（按：疑是“闻”之误）彰于内外。而和文公好学不倦，折节下士，喜交名公卿，一时翕然，号称“贤尉”。故李氏之盛，受宠三朝，而天下之士不侈其荣，而乐道其德。
公为冢子，于其家法习见安行，不待教告。少笃学问，长而孝友。喜为诗，工书画，至于阴阳、医术、星经、地理无所不通。七岁为如京副使，历文思副使、供备库使、洛苑使、新州刺史、康、怀二州团练使、济州防御使。坐知冀州失捕妖人，降授单州团练使、知均州，未行，改滑州兵巴钤辖。居岁中，迁汝州防御使、蔡州观察使。天子祀明堂，推恩，徙华州观察使。献穆大长公主薨，起复为镇国军节度观察留后，公泣血辞让，愿终丧制。上不许其让，许其终丧，给以全俸。服除，拜镇潼军节度观察留后。累阶金紫光禄大夫，勋上柱国，爵开国公，食邑四千四百户、实封九百户。
公为儿时，上在东宫，真宗命公侍研席，上尤亲爱，尝解方玉带赐之。稍长，出入宫禁，礼如家人。虽燕见，语不及私，数为上陈朝廷阙失，开说古今治乱，多所补益，退而未尝言。公既薨，得其遗稿之未上者，言宗室事甚详，其余不传。
公少自勉励，见士大夫有失节废义者，辄叹曰：“士起寒苦，以学行自名，至牵利欲，遂亡其所守。况骄佚易习，而生长富贵间邪！”故常惕然痛自刮磨，思立名节。闻一善士，倾身下之，而贤士大夫亦乐与之游，以此多得名誉。
方大长公主在时，数欲求外官以自效，不可得。久之，出知冀州，为政循法度，检身束下，民以不扰，岁满召还。初在冀，捕妖人李校，校穷，自刭死，验得实矣。后贝州妖贼王则闭城叛，声言校在以惑众，公坐贬官。已而则诛，城开无李校者，乃还公防御使。
又知郓州，安抚京东之西路。是岁，京东水灾，民饥流亡，公为治室庐，发仓廪，而流人至者如归，咸赖以全活。置弓手马，教其马斗，皆如精兵。治汶阳堤百余里，郓人遂无水患。
又知澶州，发军吏之奸者去之，流其尤者于远方，然后明军籍，均其劳逸，军中称平，而畏其法。始下令捕盗，有登邻屋取一杓者，遽寘之法，以徇于市，曰：“是固足以信吾令。”由是盗贼屏息。
公虽以公主子，自少居京师，常领职事，其在三班院，尤为称职。三班掌诸使臣功过黜陟，而主者皆显官自重，或贵家子食俸廪而已，吏得因依为奸，而职废久不省。至公，始躬治簿书，考核虚实，赏罚必当，后人多遵用其法。及出为三州，又皆有治状。故虽享年不永，不穷其所施，而士君子皆知其非安于富贵者也。及闻其丧也，莫不痛惜焉。
公自为镇潼留后，十年不迁。上以其久也，以为宁远军节度使，公恳辞不拜。及其薨也，遂赠感德军节度使。
公享年四十有八。娶郭氏，封仁寿郡君，先公九年卒，赠太原郡夫人，西京左藏库使、昌州团练使中和之女。子男五人：长曰诜，供备库副使；次曰 ，曰询，皆右侍禁；次曰谆，曰訢，尚幼。女四人：长适皇侄、右屯卫大将军、吉州团练使、建安郡公宗保，早卒；次适秘书丞夏倚；次适皇侄、左领军卫大将军宗景；次适皇侄孙、右监门卫将军世逸。公平生尝语其子弟曰：“吾蒙国厚恩，未有以报，吾且死，宜有遗言：毋因以求恩泽。”及其薨也，其家如其言。
铭曰：
允矣和文，惟时显人。蔚有士誉，匪矜帝姻。赉其子孙，列爵启国。惟公承之，克似其德。士起寒家，骄于满盈。纷其利欲，败节隳名。公生盛族，赫奕高明。都尉之子，天子之甥。惟谨惟恭，其色不懈。闻善如贪，在得思戒。间亦宴见，忠言告猷。学而从政，有惠三州。享其多美，独不遐年。高旌巨节，以贲于泉。曷又赠之？金珰附蝉。宠渥名荣，惟有其实。刻诗同藏，其固其密。
此铭对研究济公家世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主要是明确了其曾祖辈的家世。其高祖为陇西元靖王李崇矩（924—988），崇炬子为连州刺史李继昌（948-1019《宋史》卷257有传），继昌子为驸马都尉李遵勖（988-1038）；又据《宋史》（卷464）载：遵勖有三子：李端懿（1023-1060）、李端愿（？--1091）、李端悫（？--1092？）。李端懿有五子：李诜、李諲 、李询、李谆、李訢；李端愿子为李评，年五十二卒（其事见附《宋史·李端愿传》）。欧阳修《李端懿墓志铭》明确了济公曾祖辈的家世，笔者又查到了济公祖父辈李涓的史料。据《宋史·李涓传》（卷447）和《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上）载，李遵勖曾孙李涓（1074—1126），字浩然，知鄂州崇阳县。靖康元年李涓募兵勤王，战死沙场。朝廷嘉其忠，赠朝奉郎，并官其三子。但李涓究竟出于李遵勖三子中何一脉，有待进一步研究。至于济公之父李茂春、史籍和有关辞书无载（另据《佛光大辞典》载：明万历间也有一位李茂春，明亡后去台湾，成为台湾居士佛教创始人之一），应是传说和小说中的人物。以笔者所知，当始见于明隆庆三年（1569）刊行的《钱塘渔隐济颠禅师语录》。后遂为《大清一统志·杭州卷》、《浙江通志》和历代台州府、县志、山志以及小说、戏剧之所本。又《台州府志》、《天台县志》、《天台山方外志》、《天台山志》以及《济颠禅师语录》和《济公传》中，称济公父李茂春“官拜春坊赞善”。据《宋史·李继昌传》（卷257）载：“（李继昌卒），隶其子赞善大夫文晟为殿中丞，殿直文旦为侍禁。”此应是小说家常用的“祖冠孙戴”的创作手法。
由上可知：济公当属驸马都尉李遵勖的第五代裔孙。济公舍利铭称李遵勖为“天台临海李都尉文和”。“天台临海”应理解为“台州临海”，因台州以天台山而得名；其广义为台州，其狭义为天台县；此应指台州。然查《宋史·李遵勖传》，直至《宋史·李涓传》和《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中的“李涓”条，其四代人与临海均无任何记载。然既为济公舍利铭所载，作者又是南宋著名高僧居简（1164—1246）。其所载“天台临海李都尉”，当是李遵勖的封（食）邑。宋代受封者，必有食邑。食邑从一万？户到两百户共分十四等。仅有食邑，则徒具虚名。只有加“食实封”者，才能按“每实封一户，随月俸给二十五文”。如欧阳修的《李端懿墓志铭》：“（李端懿）食邑四千四百户，实封九百户。”详见赵升《趄野类要》（卷三）。
《宋史》本传载李遵勖死后谥“和文”，这与欧阳修《李端懿墓志铭》中所称“谥和文公讳遵勖”的记载是一致的。但居简的济公舍利铭却称“李都尉文和”，难道是传抄之误？然查南宋著名高僧晓莹仲温的《罗湖野录》（卷四）“李文和公”条载：
李文和公，大中祥符（1008—1016）间，尝作二句颂，寄朱发运正（征）辞。是时许郎中式，亦漕淮南。朱遂以李颂示许，相与联成四句：“参禅须是铁汉，著手心头便判（李）；雨催樵子还家（朱），风送渔舟到岸（许）。”仍命浮山远公和之曰：“参禅须是铁汉，著手心头便判；通身须是眼睛，也待红炉再锻。鉏麂触树迷封，豫让藏身吞炭；鹭飞影落秋江，风动芦花两岸。”文和公寻复自和曰：“参禅须是铁汉，著手心头便判；直趋无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今唯传后一颂而已。然世谓士夫学禅，只资谈柄。亦安知文和之唱、诸公之和，其语径，正有宗门体裁也哉？
晓莹仲温系居简师辈，为大慧宗杲之法嗣，其《罗湖野录》（因居江西临川罗湖故名）系禅宗“宗门七书”之一，为丛林必读。清代厉鹗撰《宋诗纪事》，多从此书摘取资料。收入《日本续藏经》和《四库全书》。晓莹在文中多次提及“文和公”，恐非传抄之误。究竟孰是孰非，虽留待于进一步研究，但“和文公”与“文和公”均指李遵勖，这已无疑。
从济公家世看：崇佛是其主要家风。从高祖李崇矩，五世祖李遵勖到四世祖李端愿，均是禅宗临济系居士。李遵勖还撰有禅宗名著《天圣广灯录》三十卷，成书于天圣七年（1029），由仁宗御书“天圣”二字并亲自作序。书名“广灯”含有在《景德传灯录》的基础上增广内容之意。但二书撰作时间仅隔十余年，故此书于各宗传承世次增加无几，所收人数及语录稍见扩充。因李遵勖嗣法于南岳系临济宗蕴聪禅师，故对南岳系的收编较丰，马祖道一以下诸禅师语录收编尤详。是书刊行于绍兴十八年（1148），收入《日本续藏经》。
其四世祖李端愿崇佛，事见明代万历（1573—1620）年间吴之鲸所撰的《武林梵志》（共十二卷）卷八：
李端愿儿时，在馆舍常阅禅书。长虽婚宦，然笃志祖道，遂于后园筑室类兰若，邀达观昙颖禅师处之。
公问曰：“天堂地狱，毕竟是有是无？”颖曰：“诸佛向无中说有，眼见空花；太尉就有里寻无，手捞水月；见牢狱不避，心外闻天堂欲生。太尉但了自心，自然无惑。”公回说偈：“三十八岁，懞然无知；及其有知，何异无知；滔滔汴水，隐隐隋堤；师其归矣，箭浪东驰。”颖达为钱塘人。
李氏历代的崇佛家风，靖康之难的北宋倾覆，累世贵胄的家道中落，印证了“人生无常，富贵浮云”的终极真理。这既是济公、也是历代“高干子弟”，遁入空门的关键因素。
二、生平交谊考
“靖康之难”后，宋室大举南迁，因绍兴等地已人满为患，浙东沿海的宁波、台州、温州以及内陆的金华、衢州等地，成为大批中原人士主要聚居地。据《台州地区志·人口》统计：南宋迁入天台有99姓氏，为当时“台州六邑”之冠。南宋《嘉定赤城志》曾对宋大观三年（1109）至嘉定十五年（1222）113年里的台州人户数作过统计：嘉定十五年台州主户（土著户）为18.3720万户，客户（外来户）为7.6295万户。主户仅增6649户，而客户猛增了11416户，几乎是主户增长数的一倍。
大量客户集散台州，既有赵师渊、赵师夏、赵汝适等赵氏宗室，又有秦鲁国大长公主、钱忱、李用和玄孙雪巢法一等赵氏外戚；既有吕颐浩、范宗尹、翟汝文、曹勋、贺允中、王之望等朝廷宰辅，又有谢伋、谢克念、于恕、朱敦儒、苏迟等理学传人。这些名门望族“加盟”台州，优化了台州人口的构成，为南宋台州“辅郡”的崛起注入了新的“文化基因”。
随着宋室大举南迁，李遵勖第四代裔孙，即济公父辈的李氏家族也在南迁之列。他们流寓天台，居处为“永宁村”，可能是一种思乡情结。因李遵勖于大中祥符（1008—1016）中娶宋真宗（998—1022在位）胞妹“万寿长公主”，“授左龙武军、驸马都尉，赐第永宁里”（《宋史》本传）。从汴京开封的“永宁里”，到浙东天台的“永宁村”，反映了李氏家族“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兴衰过程。“永宁村”今虽不存，然天台历代故老口碑相传：天台城关小北门石墙头为济公出生地，当为不虚。
关于济公生平，唯一可作信史的只有济公师侄辈的南宋高僧居简的《北石间集》卷十《湖隐方圆叟舍利铭》：
湖隐方圆叟舍利铭 济颠
舍利，凡一善有常者，咸有焉。不用阇维法者，故未之见。都人以湖隐方圆叟，舍利晶莹，而耸观听，未之知也。
叟，天台临海李都尉文和之远孙；受辞于灵隐佛海禅师。狂而疏，介而洁，着语不刊削，要未尽合准绳，往往超诣，有晋宋名缁逸韵。
信脚半天下，落魄四十年。天台、雁荡、康庐、潜皖，题墨尤隽永。
寒暑无完衣，予之，寻付酒家保；寝食无定。勇为老病僧办药石。游族姓家，无故，强之不往。与蜀僧祖觉大略相类，觉尤诙谐。它日，觉死，叟求予文祭之，曰：
於戏，吾法以了生死之际，验所学，故曰：“生死事大。”大达大观，为去来，为夜旦，颠沛造次，无非定死而乱焉。譬诸逆旅，宿食事毕，翩然而迈，岂复滞留？
公也不羁，谐谑峻机，不循常度，辄不逾矩，白足孤征，萧然蜕尘，化门既度攵，一日千古，迥超尘寰，于谭（谈）笑间。
昧者昧此，即法徇利。逃空虚、远城市、委千柱、压万指，是滉漾无目关为正传，非决定明训为戏言。坐脱立无，斥如斥羊，欲张赝浮图之本也。
相与聚俗而谋曰：“此非吾之所谓道。”灵之迈往，将得罪于斯人；不得罪于斯人，不足以为灵；所谓道也。
叟曰：“嘻，亦可以祭我。”逮其往也，果不下觉。举此以祭之，践言也。
叟名道济、曰湖隐、曰方圆叟，皆时人称之。嘉定二年五月十四死于净慈，邦人分舍利，藏于双岩之下。铭曰：
璧不碎，孰委掷，疏星繁星烂如日；鲛不泣，谁泛澜，大珠小球俱走盘。
通篇舍利铭，有五条信息可以确定：一是济公为李遵勖第五代孙；二是受辞于灵隐佛海慧远禅师；三是秉性状类颠狂，与蜀僧祖觉相类；四是时人皆称“济颠”、“湖隐”、“方圆叟”；五是死于嘉定二年（1209）五月十四。
然留下疑问也颇多：一是为何不称“塔铭”，而称“舍利铭”？二是作为素有“佛窟仙源”之誉的天台人济公，为何要舍近求远，“受辞”于杭州灵隐寺的佛海慧远禅师？三是为何称“叟”，而不称“师”？四是为何生年不详？五是为何称“死”，而不称“寂”？
以上五大疑点，笔者归纳为两点，试作解读：
一是为何称“舍利铭”、“死”和“叟”？
古往今来，出家人寂后，其铭称“塔铭”；俗家人卒后，其铭称“墓志铭”。而居简为何要称“舍利铭”呢？其实居简撰写舍利铭之目的，是因为“都人（杭州人）以湖隐方圆叟舍利晶莹而耸观听”，为了“以正观听”，才撰此铭。并非济公生前交待或寂后师友请托。为何只称“舍利铭”，而不称“塔铭”？因济公寂后，“邦人分舍利，藏于双岩之下”，此时尚未建塔，故称“舍利铭”。至于铭中径直称其“死”，这对于僧俗来说，都是一种忌称。出家人之死，或称“寂”，或称“蜕”；俗家人之死，或称“卒”，或称“终”。而居简竟直称为“死”，这不仅在居简《北石间集》卷十的十篇塔铭（舍利铭）中绝无仅有，就是在古代传记碑铭类文辞中也极为罕见。可能亦是为了“正观听”，淡化其神奇色彩，故直称其“死”。居简作为济公的师侄辈，不称常用的“师”，而称罕见的“叟”。“叟”是俗家对老人的称呼，而佛教界很少用（《北石间集》卷十中还有一位“渊清叟”）。可能是因为济公状类颠狂，毁誉参半，很难为当时佛教界所认同，故居简采用“非僧非俗”的“春秋笔法”，不称常用的“师”，而沿用时人所称的“方圆叟”之“叟”的俗称以代之。由此亦可体现出居简的良苦用心。
二是济公的生年与出家年龄等疑点。
居简在济公舍利铭中明确地记载了济公圆寂的年月日，而对其生年、出家年龄或年月等，均只字未提。现将居简文集中仅有的十篇塔铭（共11人）摘录如下，对济公生年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梵蓬居塔铭》：慧梵，字竺卿，九岁习经忏，十三出家。寿八十九，腊七十六。
二、《金山蓬山聪禅师塔铭》：永聪，字自闻，号蓬山，杭州於潜徐氏子，绍兴辛巳（1161）七月十八生，十五出家，寂宝庆元年（1225）三月十四，年六十五，腊五十九（？）。
三、《天童止息庵禅师塔铭》：达观，号息庵，义乌赵氏子，十二出家，嘉定五年（1212）五月廿七日蜕，寿七十五，腊五十。
四、《禅鉴法师塔铭》：思义，别称“月室”，杭之盐官冯氏子，十三出家，传天台宗第一代二十余载，嘉定九年（1216）六月初七蜕。寿六十六，腊五十三。
五、《圆明寺慧通大师塔铭》：杭之盐官郁氏子，十五岁出家，廿岁受具足戒，建炎四年（1130）重建圆明寺，嘉定二年（1209）正月初八日蜕。
六、《雁荡飞泉寺豁庵讲师塔铭》：净悟，字机先，乐清李氏子，十九受具足戒，传天台教观，蜕开禧丁卯（1207）季秋二十有六，年五十九，腊四十一。
七、《湖隐方圆叟（济公）舍利铭》：道济，天台临海李都尉文和之远孙。嘉定二年（1209）五月十四死于净慈。
八、《圆训二大师塔铭》：
①法圆，昆山江谈氏子，年十二礼仪妙义为受业师，二十二祝发受具足戒，蜕嘉定十三年（1220）十二月廿五日。寿七十七，腊五十五。
②师训，同里（按：指与法圆同里）周氏子，九岁来侍巾锡，十七为比丘，嘉定三年（1210）九月廿日寂。嘉定十五年（1222）十二月廿三日昧爽前，峙双石于西厢。
九、《慧日宗元谷目齿两种不坏之塔铭》：元谷，信州周氏子，年六十六，腊四十二。
十、《道场山北海禅师塔铭》：北海，杨氏子（将逝），书四偈而寂，某年月日，寿六十一，腊四十四。
由此可以看出居简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十篇塔铭（共11人），慧通、济公、师训三人载有圆寂年月，而生年无载；梵蓬居、宗元谷、北海三人只有年寿与僧腊（即僧龄），而生寂年月阙如；既能确定生寂年月，又能明确年寿僧腊的只有五人，只占其所撰塔铭数的45%。可见即使是过往甚密、所见所知的同时代人，要准确记载其生寂年月，亦殊非易事。如居简是济公的师侄辈，颇有交谊（求祭文、写舍利铭），又同属杭州净慈寺僧，相寂年月仅37年，且专门为济公撰写舍利铭，又居简曾住持过黄岩般若院、台州报恩光孝寺（即今台州龙兴寺），其《文信》卷五《送永嘉黄上舍》称“嘉定初（1208—1224），予居丹丘巾子山下寺”；卷二《释签岩记》载“嘉定二年（1209）春，余陟华顶、度石梁、访国清、憩佛陇、登赤城绝顶。……”对台州和济公情况比较熟悉，又于济公圆寂前数月游天台，尚且不能确定济公的生年。居简这种“存疑阙如”的实事求是精神，在济公圆寂795年的今天，仍值得当今学术界借鉴、学习、提倡和发扬。居简在济公舍利铭明确记载其出生年月，实质是告知一个蕴涵的“潜台词”：那就是作为与北宋王朝兴衰相始终的李氏贵族裔孙济公，面对“落花流水春去也”严酷现实，只能是“直把杭州作汴州”；因此“往事不堪因首”，遂看破红尘，不露真相，状类颠狂、浪迹江湖，“信脚半天下，落魄四十年”；在时人心目中是一位“非僧非俗颠禅式”的“江湖隐者”，这就是居简在其舍利铭所记载的“湖隐”。由此可知：济公不愿向任何人（即使是“交情不错”的居简），透露自己的生平家世；因此居简也无法知道其生平家世，只知济公是“李都尉文和之远孙”；至于其生年，只能“付之阙如”。如今济公生年种种考证，虽俾益于深化济公学术研究，但苦无信史可据，亦很难定于一说，目前可作为信史的就是居简的济公舍利铭。至于明代杭州净慈寺住持大壑（1576—1627）编纂、刊行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的十卷《南屏净慈寺志》中有济公“生于绍兴十八年（1148），卒于嘉定（1209），寿六十”的记载，其卒年系据居简的济公舍利铭，其生年即是从传为济公所作《回向偈》“六十年来狼籍，东壁打倒西壁，如今收入归去，依旧水连天碧”中所推定。佛教史学家陈垣先生在《释氏疑年录》中指出：《净慈寺志》所载济公“生年与年岁不相应，必有一误”。笔者以为：在历代济公年寿诸说中，唯“绍兴十八年生”一说应是比较符合情理。依据有二：
第一，为济公所作的《回向偈》应是真作。因为明代多数史籍记载比较一致。
历代关于济公年寿的推定：一是据居简的济公舍利铭所载的卒于“嘉定二年”，这是可作为信史的下限；二是据这首《回向偈》中“六十年来狼籍”的偈句，不同的济公年寿说均由此而推定；因而这首传为济公所作的《回向偈》是否为其真作，是探究济公年寿的前提；即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评判此偈真伪：一是看史籍有无引录；二是观此偈风格是否“文如其人”；三是偈语“公案”出典南宋是否常用？
从现有史料分析，自南宋济公寂后至明代嘉靖（1522—1566）前，尚未发现引录此偈。最早提出济公年寿的，系田汝成编纂、刊行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西湖淳游览志余》（卷14）《方外玄踪》：
济颠者，本名道济，疯狂不饬细行，饮酒酒肉，与市井浮沈，人以为颠也，故称济颠。始出家灵隐寺，寺僧厌之，逐居净慈寺。为人诵经下火，累有更证，年七十三岁，端坐而逝。
承袭“年七十三”说的唯有明释明河（1588—1640）所编的《补续高僧传》（卷19）亦称济公“年七十三示化”。而最早提出济公“十八岁出家”和引录此偈的则是隆庆三年（1569）刊行的《钱塘渔隐济颠禅师语录》。此后明释传灯编纂刊行万历三十一年（1603）的《天台山方外志》、明释大壑编纂刊行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的《净慈寺志》和万历间吴之鲸编纂的《武林梵志》均从“年十八出家”说，大都录有济公《回向偈》。相对清代至民国的“济公传热”而言，作为“短篇小说”性质的《济颠语录》要“略输文采”，但它起码集中地记述和保留了南宋至明代的口碑传说资料。虽不可视为信史，有待进一步“去伪存真”的史学研究，但毕竟是济公史学与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
再从此偈风格来看，与历史上的济公“颠禅”秉性是相一致的。居简称其“狂而介、疏而洁”，“寒暑无完衣”、“寝食无定”、“题墨尤隽永”，此偈正是济公生平的高度概括。又从此偈“公案”出典分析，如偈中“东壁打倒西壁”系“公案”一典，为南宋禅宗临济宗僧人所常用。南宋禅宗名著《五灯会元》的编者普济系居简师兄如琰的法嗣，亦是济公的师侄辈。
《五灯会元》卷12《蒋山赞元禅师》条：僧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东壁打西壁。”
卷13《灵泉归仁禅师》条：（僧）问：“如何是灵泉（系禅院名话计？”师曰：“东壁打倒西壁。”
卷14《芙蓉道楷禅师》条：（僧）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众人皆见。”（僧）曰：“未审见个甚么？”师曰：“东壁打西壁。”
卷20《护圣居静禅师》条亦有“世人莫道守空岩，亦有东篱打壁”之句。
由此可见：《回向偈》中“东壁打倒西壁”系南宋禅宗常用的“公案”词语，此亦可佐证《回向偈》应是济公的真作。居简未将此偈载入舍利铭，或当时未所闻也。据此，“年十八出家”和“年寿六十”之说，虽未尽一致，但基是可信的。因为偈语如诗句，只举约数而已，总不能像“财会核账”一样，要明确到小数点后几位数。否则就不是偈了。
第二与济公“受辞于灵隐佛海（慧远）禅师”的史实较为相符。
在僧传或塔铭中，俗家出家依师常用“受具”、“受业”、“受知”等语，而居简在济公舍利铭中却用了极为罕见的“受辞于灵隐佛海（慧远）禅师”一词，颇令人费解。查民国版《辞源》、建国以来的《辞海》、《实用佛学辞典》、《佛光大辞典》、《宗教大辞典》、《禅宗辞典》、《释氏六帖》、《古汉语辞典》等辞书，竟无“受辞”一词。后在佛教天台宗十七祖知礼《四明教行录》（卷一）中，查到了知礼授予弟子的《交法师授辞》和《璨法师授辞》二文（载《大正藏》47卷《诸宗部三》）。从知礼所授二辞来看：一是均授予付法弟子，二弟子均为住持某寺院；二是均授予付法弟子以法器（信物），如授交法师“香炉、如意”，授璨法师“手炉”等，“用为传法之具”；三是均有师父授辞落款，如《交法师授辞》的落款为“四明座主（知礼花押）辞”，《璨法师授辞》的落款为“延庆座主（知礼）授辞”。由此可见，“受辞”者，乃付法弟子“受法”也。济公既为慧远的付法弟子，说明慧远对济公的器重。但济公为何不在“佛窟仙源”天台山出家，而舍近求远去杭州灵隐寺出家呢？这要从济公表叔雪巢法一禅师（1084—1158）终老天台山说起。
法一，字贯道、又字雪巢，开封祥符县人，其四世祖李用和系章懿太后（宋真宗之李宸妃，宋仁宗之生母，卒谥章懿。戏剧《狸猫换太子》即由此演绎而来）之弟，官彰信军节度使襄阳郡王。大中祥符间（1008—1016），李遵勖尚宋真宗之妹，故李用和系李遵勖“妻舅（宋真宗）之妻舅（李用和）”。按表亲辈份：法一是济公的表叔，他在李氏尚未家道中落时，于太观元年（1107）、年二十四受戒为僧。自绍兴中（约1140年前后）住天台山万寿寺、万年寺。年六十时，请住真州长芦，未几辞归天台山平田观音院，后寂于此。寿七十五，腊五十二，为临济宗第十一世。孙 为作《长芦长老一公塔铭》，载《鸿庆居士集》（卷32）。
法一能在累世贵胄中抽身，且终老天台山万年寺，其僧腊生涯约2/5以上时间在天台。其亲缘、地缘、佛缘，定会对“三缘”境地相似的济公父辈或济公产生相应的影响。当然影响之深，莫于济公之师佛海慧远。
慧远（1103—1176），为临济宗第十二世。四川眉山彭氏子，名慧远、号佛海、字瞎法堂。年十三祝发为僧。绍兴乙卯（1135）扁舟下峡，初抵淮南，住除州龙蟠山寿圣禅院，住持一载。迁除州琅琊山开化禅院，移婺州普济禅院，俄徙巨州湖山定业禅院、住持巨州报恩光孝禅院十载，迁潭州南台禅院。“未几，过天台，历住（天台）护国、国清、（黄岩）鸿福三寺。乾道丁亥（1167），沈尚书德和守平江，以虎丘比（丘）不得人，求邀师至”（周必大：《灵隐佛海禅师远公塔铭》，载《文忠集》卷40）。五年（1169） 住高亭山崇光寺，六年（1170）开堂于杭州灵隐寺，宋孝宗屡召入内殿问对，赐号“佛海大师”。淳熙三年（1176）正月十五寂，寿六十四，腊五十一。
从上分析，慧远至天台应是绍兴二十年（1150）前后，至乾道三年（1162）离台州住平江（苏州）虎丘寺，在台州时间约十余年。如按济公“生于绍兴十八年（1148）”之说，正是济公童年时期，所居永宁村距国清寺仅数里之遥，因此从地缘、佛缘来说，济公童年“受辞（学）”于慧远禅师，亦在情理之中。正因为有天台之缘，当慧远于乾道 年（1170）住持杭州灵隐寺时，济公才离天台赴灵隐出家，因济公状类颠狂，很难为当时佛教界所认同，又慧远系宋孝宗御赐佛号的一代高僧，居简如直书“受戒”于慧远，有损其高僧形象，故用了极为罕见的“受辞”一词。可见其文字之精审，用心之良苦。随着济公“活佛”事道的流传和僧俗的认同；济公终于得以“正名”。在明初台州黄岩籍高僧圆极居顶（？--1404）的《续传灯录》（卷31，收入日本《大正藏》史传部三）中，正式将济公列入“灵隐慧远法嗣九人”之中：一是东山齐己禅师；二是疏山如本禅师；三是日本觉阿上人；四是内翰曾开居士；五是知府葛郯居士；六是济颠书记禅师；七是尧首座禅师；八是上蕴了乘禅师；九是公安慧冲禅师。
自济公于嘉定二年（1209）寂后，至明初的典籍中罕见其名。经历了一百九十五年的风风雨雨之后，济公终于彻底摆脱了“非僧非俗”身份不明、默默无闻的枷锁，名正言顺地回归到佛教的庄严殿堂。
三、海内外流播考
济公事迹流播，源远流长，宋时已见端倪。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四亦载道济故事，晃 《宝文堂书目》子杂类著录《红倩难济颠》一本。明隆庆三年刊有《钱塘渔隐济颠禅师语录》（短篇小说），于《醉菩提》影响尤深。康熙间有王梦吉《济公全传》三十六则，全称《新镌绣像济颠大师全传》，题“西湖香婴居士重编”，“鸳水紫髯道人评阅”。有康熙刻本，康熙七年（1668）自序。清无名氏《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二十回，全称《新镌济大师醉菩提全传》，题“天花藏主人编次”。有乾隆四十年（1775）、四十二年、四十三年金闾书业堂刊本，乾隆五十三年（1788）金阁古讲堂刻本，道光二十七年（1847）文聚堂刊本（四卷）、光绪二十年（1894）刊本等。是书尚有多种国外译本：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收藏有下列文本：《足本济公全传》（二百八十回，清王梦吉撰，世界书局印行）；《绣像绘图通俗小说·济公活佛》（二百八十回，香港长兴书局）。两者均系新的版本，可谓济公“说话”的增补集成，内容相同。此外，在日本以《通俗醉菩提》为题翻译出版（宝历九年。京都书肆西村平八刊行，文化五年，山东京传假托一休禅师改写的《本朝醉菩提》刊行。由此可知《济公传》的流布之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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